在阶层流动与精英生产中，教育扮演着关键角色。所以，这也促使很多家长不惜花巨资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而在白热化的竞争中给他们提供教育优势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择校。
尤其是在澳洲教育资源分配非常不均等的国家中，存在“全社会对竞争和教育选择的痴迷”现象，不受限制的择校也加剧了社会地位竞争。
一些特权阶层通过垄断社会上最好的学校来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受欢迎的学校也可以通过吸引更优秀的学生来维持他们在社区中的教育地位。
根据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毕业生调查结果发现，非公立学校的毕业生的确更有可能拥有学士学位，年薪收入也更高。
澳洲不同学校毕业生大调查
Cardus Education受6所基督教学校委托进行了一项调查，通过4913名年龄在25岁至39岁的澳大利亚人的研究，分析了这些在1998年至2011年间完成高中学业的“千禧一代”，看看学校如何塑造了他们的成年生活。
从年薪来看：
21世纪天主教学校毕业生的收入最高，平均家庭年收入为99722澳元；
私立学校毕业生的平均收入为90849澳元；
而公立学校毕业生的平均收入则为85489澳元。
调查还发现，非公立学校毕业生比公立学校毕业生更有可能获得学士学位，并相信学校为他们在大学取得成功做好了准备。
在曾就读于私立学校的受访者中，48%的人表示他们至少拥有学士学位；
天主教学校毕业生中，这一比例分别为41%；
公立学校毕业生中，这一比例为27%。
但在学校是否为他们的职业成功奠定基础这一广泛的问题上时，这一差距明显缩小。
55%的公立学校毕业生认为学校为其职业成功奠定了基础；
天主教学校的这一比例则为60%；
私立学校的这一比例则为63%。
与此同时，不同学校毕业生都更愿意向社会慈善机构等捐款，但从事志愿服务的比例减少。
调查还发现，城市居民和偏远地区居民在收入和受教育程度上存在明显差距，不过这种差距在公立学校毕业生中最小。
报告称，这些发现引发了人们对“威胁全澳社会关系”的优势和公平的担忧。
存在的一些问题
这份在周三发布的《澳大利亚学校与共同利益报告》称，人们普遍认为，自上世纪80年以来，“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重新定义了澳大利亚学校的教育政策以及随后的教育目的。”
报告称：“从这个观点来看，教育的主要功能就是提高社会流动性和个人的经济或者心理健康。”
“对邻居、社区、城市或者国家的义务被淡化。公共利益被理解为离散个体的私人利益的总和。”
合著者Darren Iselin博士说，这项研究试图分析教育是如何影响人们的人际关系、处理生活中问题的能力以及对志愿服务和给予的态度。
“社会上存在严重的功利主义思维，这使得非公立学校成为了直接受益者。”
虽然非公立学校都强调精神和宗教价值观，但其毕业生更有可能来自一个重视学业成就而非宗教信仰的家庭。
事实上，只有22%的天主教学校毕业生和20%的私立学校毕业生是在宗教家庭中长大，而公立学校毕业生中，这一比例则为13%。
Iselin博士指出，“围绕择校的一些选择过程，也大体可以归结为提供向上流社会流动的机会。”
说白了，就是把教育变成了精英再生产的渠道。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一位专家曾指出，在当代社会中，精英地位的巩固，需要的不仅仅只是钱，还需要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加持。而且，把钱变成文化资本，融入后代血液里，比直接把钱放在他们的口袋里更稳妥、更能增值。
热衷于选择名校，进入更高学府，是因为它们成为了汇集各种资本集中转换和传承的场所。这意味孩子不仅能够增加文化资本，还拥有更强大的校友网络等。而这些名校也可以从中获得所需的捐款及其他各种资源，从而进一步巩固特殊教育地位。
而按照能力、社会经济背景等所提供的择校机会，则进一步加剧了学校之间的学生隔离，并在整个教育系统中造成更大的不平等。
澳大利亚优势学校和弱势学校之间在获得教育资源方面的差距是世界最大的国家之一。在一项数据调查显示：4200所公校的预算总和，比不上顶级富裕学校的1%。
种种差距，不仅影响了学术成就，还削弱了弱势学生对未来的期望和对自己的信念，优势学生则正好相反。
不少专家发声，当弱势学生被社会结构所限制，优势学生因为精英阶层的复制人生而背叛自己，两个阶层的敌视等，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不平等，破坏社会凝聚力，引发更大矛盾。
但，到底该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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