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维州养老院之殇：疫情后还敢送父母进养老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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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州第二波新冠疫情来势汹汹，而养老院（Residential Aged Care）成为整个疫情的“风暴中心”。截至2020年8月6日，全维州现存的活跃新冠病毒确诊病例为7449例，其中1533例关联到老年护理机构，超过总数的20%，涉及近百家养老院。

更令人难过的是，在维州170例感染新冠死亡案例中，有112例与养老院有关，将近死亡人数的七成。

截至8月6日，维州养老院新冠病毒聚集性感染情况

图/ABC

而这些数字背后则是一幕又一幕真实上演的人间悲剧。

根据《澳大利亚人》报道，有养老院的老人因新冠病逝，亲人根本没有机会与之道别，甚至去世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工作人员准备将发生感染的养老院老人接出

图/David Crosling，AAP

即使那些还没有出现病例的养老院，也从3月疫情在澳全面爆发以来就一直都存在访问限制；维州的疫情再次严重后，近几周很多养老院更是完全不允许有访客。孤独、焦虑、病痛和对死亡的恐惧弥漫在这些地方。

而维州的情况并非特例。早在4-5月，新冠疫情就曾造成悉尼Newmarch House养老院近70名员工和居住者被感染，并导致19名老人死亡。

看起来，是新冠疫情直接造成了养老院之“殇”。然而，也有很多媒体指出，澳大利亚养老系统的脆弱实际上是经年累月的问题。

孝顺和对父母的赡养责任是华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越来越多澳大利亚华人选择了居家养老。然而，作为生活无法自理的最后的选择——养老院，在疫情中的不堪一击仍然不断刺痛着许多人的神经。

曾经被誉为世界先进的澳大利亚养老行业，为何如此不堪一击？以后澳大利亚的老人还敢住养老院吗？这个行业会不会因为新冠危机“彻底覆灭”？博满金资首席分析魏睿昊解析了这些华人关心问题。

抑制还是根除，到底哪一方的意见更合理？眼看维州的疫情越来越严重，澳洲还有可能根除新冠病毒吗？在博满金资首席魏睿昊看来，这不仅是公共卫生问题，也是一个“百亿澳元的经济问题”。

为何养老院成新冠疫情“重灾区”？

从此次新冠疫情看，在全球范围，养老院都是“重灾区”。魏睿昊指出，维州养老院体系现在面临的情况，在欧洲、美国都有发生。中国人有在家养老的传统，但是西方社会并非如此，尤其是近现代以来，老年人在养老院养老更为普遍。

老年人本身体质就较为虚弱，抵抗力差，往往还伴随很多慢性疾病。根据中国此前对各年段感染人群的统计，新冠病毒对老年人的身体伤害最为严重。加之养老院又是一个集中居住、相对封闭的场所，并有许多公共设施，客观上很容易造成交叉感染。

但是，由于养老院的老年人较少外出，如果没有病源进入的话，他们仍有机会躲过这场全球性灾难。

如果回顾维州新的这轮疫情就会发现，直到6月底，与墨尔本养老院的关联病例还很少。

7月7日，维州政府才注意到一起与养老院相关的病例，是位于Rosanna一家养老院的工作人员。

其后的几天，有5例确诊关联到Kensington、Werribee、Preston和Kew的老年人护理服务机构。仅仅一周后，在Essendon、Moonee Valley和Fawkner的养老院疫情就集中爆发，共发现有40例新确诊。

到7月最后一周，维州境内的60多家养老院出现了769个活跃新冠感染案例，然而仅仅又过了一周，现在这一数字出现了翻倍。

是什么问题让一切改变得如此之快？

魏睿昊认为，养老院当前的工作人员配备和管理是一大弊端。许多养老院人手紧张，护工流动性太大且往往资质和培训不足。

维州第二波疫情爆发以来，政府发现，工作场合是一个疫情互相传染的高发场所。在7月初，州长丹尼尔·安德鲁斯（Daniel Andrews）就指出，第二波疫情中约80％的新感染是“由工作场所传播引起的”，其中就包括一些私立的养老院。

和医院不同，养老院并没有工作人员与居住老人的比例要求，甚至有些养老院连必须安排注册护士值班的要求都没有。

众所周知，养老院绝大多数员工都是个人护理人员，他们日常的工作量很大，包括帮助老人洗澡、喂食和替换衣物等，常常需要“三班倒”，还要提供情感支持和简单的医疗护理。但他们的收入往往很低，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很多养老院护工（多数是临时工性质）的时薪仅在每小时23澳元左右。

愿意从事此类低薪繁重工作的本地人较少，加之老年护理工作没有学历或培训要求，因此低学历的新移民在其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

像澳大利亚其他地区一样，许多维州的老年护理人员都是临时工。他们常常在不同的养老院进行轮班工作，以维持生计，并且没有病假工资，有些人在出现症状时仍继续工作。一旦他们感染病毒，就很容易迅速传播到不同的养老院。

就在几天前，公平工作委员会（Fair Work Commission）裁定，在新冠疫情期间，所有老年人护理人员，包括临时工，都有权享受两周的带薪休假，并且不再允许员工在多个地点工作。

此外，养老机构对疫情的防控和管理不到位，也让病毒进入养老院就“一发不可收”。

前文提到的悉尼Newmarch养老院就曾被媒体曝出管理上存在严重疏漏。尽管目前，养老院的管理方Anglicare还在等待皇家委员会对院内疫情爆发事件的听证。不过，此前新州政府就发现，由于养老院的工作人员未经正确的培训，错误使用个人防护用品（PPE），导致交叉感染。

另外，在发现有人感染后，该养老院仅进行了一次深层清洁。并没有将感染病毒的老人和未感染的老人完全隔离开，仍旧让他们居住在同一楼层。

这些错误的管理方式，让疫情传播在该养老院里持续了三周才终于被止住。

讽刺的是，澳大利亚两大养老行业团体——ACSA和LASA，此前游说政府获得了4.18亿澳元帮助该行业应对新冠疫情。目前ACSA和LASA要求追加13亿澳元，并表示需要额外的个人防护用品。但他们并没有公布到底有多少员工接受了防护用品使用培训，而根据参议院的调查表明，只有五分之一的相关人员完成了培训。

私立养老院真的更容易爆发疫情吗？

很多人注意到，本次维州爆发群聚性新冠感染的多为私立养老院。这是否意味着私立养老院的问题比公立要严重？魏睿昊认为无法一概而论。

澳大利亚的养老院分为公立、私立（盈利性）、以及非盈利（由一些非盈利组织运营）养老院。维州共有800家养老院，约56000个床位。其中622家是私立与非盈利养老院，剩余178家为政府运营的公立养老院，并且后者只占总床位的10%。

多数私立或非盈利养老院都处于大墨尔本都市区，而公立养老院则多在非首府地区。由于此次疫情主要爆发于大墨尔本都市区，所以处于都市区的养老院风险更大。

不过也有专家指出，有些公立养老院设备陈旧，一些老人必须共用房间，实际上也有风险。但人员配备问题，才是让非公立养老院成为“重灾区”的主要原因。

公立养老院对护士/护理人员与住户比例有明确要求。高等护理养老院规定，上午班必须为7名住户配备1名护士，下午班必须为8名住户配备1名护士，夜班则是15名住户配1名护士。

但私立或非盈利私营养老院并没有严格的比例规定。虽然一些大型的私立和非盈利养老院管理机构与工会协商了一定的人员配备比例，但并非强制规定，也没有并严格执行。

另外，政府运营的养老院较少聘用临时工，薪资水平也相对稳定。人员流行性小，一定程度保障了养老院的安全性。

澳洲养老系统缘何如此“脆弱”？

澳大利亚养老院的问题其实由来已久，政府也一直致力于改革养老系统。

2017年，南澳的Oakden养老院被爆出虐待老人，联邦政府就开始了对于养老护理行业进行了一系列调查与改革。自此，平均每月有一家养老机构被关闭。

发生虐待老人事件的南澳的Oakden养老院，于2017年关闭，图/ABC, Matt Coleman

截至2018年的三年中，澳大利亚有61个养老机构被发现有老人受虐待的风险，2017-18财年确定居民面临严重风险的养老院数量增加了177％。

2018年9月16日，目前执政的莫里森政府宣布成立澳洲老年护理皇家委员会，专门处理老年护理行业的质量和安全问题。其中该皇家委员会主要关注的就是养老院（Residential Aged Care）和家庭护理（Home Aged Care）的服务质量。

2019年10月底，皇家委员会发布了中期报告，指出澳大利亚养老系统无法提供统一的安全和优质的服务，有些方面甚至“残忍和有害”。养老院中大量存在，对老人喂养不足导致营养不良，缺乏正确的健康护理，虐待事件高发，以及过量使用有镇静作用的处方药等问题。

澳大利亚作为一个“社会福利大国”，政府拨款是养老院收入的重要来源。养老行业每年能从纳税人所交的税款中获得约200亿澳元的拨款，其中一大部分都是用于补贴养老院。2018-19财年联邦政府的养老服务支出中，养老院的经费就占到66.5%。然而，对于养老院的拨款是如何被花费的却并不透明。

在非公立养老院中，有大量由教会或偏远地区原住民健康组织经营的非盈利性养老院，约占到总量的52%。澳大利亚老年退休金协会（COTA Australia）指出，这些养老院的经营透明度实际上还比不上私立（盈利性）养老院。后者的所有者，由于必须对大笔投资以及其投资效果有明确交代，因此在开支去向方面反而比较透明。

近年来，联邦政府也开始削减对养老院的拨款。

原先，政府是根据一份老年护理评估表（ACFI）来确定给与不同养老院的拨款。目前政府冻结了ACFI的指数化（Indexation）调整，其实作用就是变相地使养老院更难申请更多的政府拨款。

另外，政府对养老院的一些额外收费项目进行了限制，导致养老院通过额外收费项目获取的收入也出现下降，有时甚至必须将之前的额外收费退回给顾客。

尽管政府的本意是迫使养老院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规范收费行为。但是资金来源的减少，加之最低时薪的增加，使得养老院的经营压力实际上反而进一步增加。

澳大利亚养老服务金融管理局（Aged Care Finance Authority）的最新数据显示，在运营层面，澳大利亚的养老服务流动资产为144亿澳元，负债却高达354亿澳元，可以说是在破产的边缘。

魏睿昊指出，养老院削减成本的第一步，很可能就是减少人工成本。可人工开支的削减，就会导致整体员工数量和业务水平的下降，影响整体的管理。

2018年，澳大利亚养老行业中有约36.6万位护士和护理人员，但这些人员的薪资相对类似行业较低，以至于造成行业离职率高达20%。

新州卧龙岗大学（UOW）澳洲卫生服务研究所（AHSRI）针对养老院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澳大利亚62%的养老院员工不足。全澳的整体短缺率达44%，比美国的比例更高。

而预计截至2050年，养老行业中需要护士和护理人员的数量将是现在的三倍。同时，养老行业对工作人员的筛选并没有像对参与儿童工作的人员那样严格，如何同时解决人员短缺和提高服务质量对于整个行业来说迫在眉睫。

以后都要居家养老吗？

这次疫情在养老院集中爆发，让很多老人和他们的家人开始重新考虑在何处养老的问题。

从目前的情形来看，养老院显然不如在家更为安全。而且，一直曝光出来的养老院管理问题，也会让人重新评估去养老院的选择。尤其是华人历来有“孝顺”的观念，经历了新冠疫情，子女更难放心把老人送入养老院。

政府也加强了对养老院的监管。老年护理质量和安全委员会（ACQSC）已向维州养老院的各运营机构发放了“通知同意（notices to agree）”书，要求他们停止接受新的老人入住，并每天报告养老院处理情况。不遵守相关要求则意味着将失去政府补贴。

魏睿昊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整个养老系统会进入恶性循环。由于养老院往往本身资金不足，住户数量的下降必然造成收入的进一步减少，这就会给管理造成更多困难。

另一方面，在养老院自有员工因为新冠而不得不隔离的情况下，短期机构的人员会用来临时补缺。而这类员工的费用是养老院自有员工费用的两倍，因此，人工支出也会有大幅增加。

短期而言，养老院的问题难以解决。可长期来看，澳大利亚也很难放弃目前的养老体系。

澳洲对于养老护理的需求逐年增加。从2007年起的10年内，使用养老护理行业的人数增加了近25%。其中增长速度最快的是家庭护理，增速达84%。去年的联邦预算中也拨出5.37亿澳元用于更多的居家养老护理计划。

但这么多老人，全部在家养老不现实，而且这里的传统就是社会养老。因此，当疫情逐渐过去，中长期来说，对养老院的需求仍会恢复。澳洲政府预计，未来入住养老院的老年人有更多是身体健康较差而迫切需要护理的老年人，需要更好的医疗服务，更强的监管体系。

魏睿昊指出，一些新的技术发展，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一部分养老院现在面临的问题。

例如远程医疗，不仅可以提供养老院的医疗水平，还能减少养老院的人员流动。而有些技术，则可以加强政府对养老院的监管。

如果从投资角度看，尽管目前养老行业“形势严峻”，但养老需求仍然非常巨大，这个趋势不会改变。

像所有发达国家一样，澳大利亚的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由于1946至1965年间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已经逐步进入退休年龄，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的预测，从2015年到2025年，85岁以上老人的人数几乎增加了4倍，从50万增加到190万。

只是目前澳大利亚养老院的模式似乎很难摆脱经营困境，本地养老板块的三家上市公司业绩表现也不甚理想。但也并非整个行业都“暗无天日”。今天澳财网微信号的第二篇文章《澳洲养老股受疫情影响重挫，但这只股票仍可以抄底！》，就对行业和相关公司的前景以及投资可能性，进行了深入分析。

总体而言，澳大利亚的养老院目前面临巨大挑战，而这一问题，需要政府和全社会共同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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