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rhio Nur对童年记忆犹新：“每一年暑假楼里都非常热，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传统：下午四点，所有的孩子都会下楼去Debneys Park的小广场打水仗。家长们和朋友们拿着垫子下楼喝茶。光回想起这些就让我开心。”
Farhio与她的父母Abdi Salan Mohamud和Lul Qali，以及她四岁的侄子Emaad共享的Flemington公寓的客厅里，一切都显示了这个家庭祖籍索马里并且信仰伊斯兰教。地板上铺着阿富汗和土耳奇地毯，还有红色、绿色和棕色的黎巴嫩祈祷垫。沙发上有阿拉伯风格的花罩布，窗户旁边有一个被称为darmuus的茶壶，用来盛放小豆蔻、肉桂、生姜、丁香和胡椒瓶。有线电视里播放着索马里东北部地区的新闻，她父亲在那里还有家人。在暴力事件爆发后，或者在选举期间，Farhio的父母都会死盯着屏幕。但是，虽然Farhio在过去六年中曾两次到过索马里，但她很难“以同样的方式感觉有关联”。
Farhio全家作为索马里部族内战的难民到达澳洲时她只有三岁。四年内她们就搬进了Flemington公屋楼，加入了那里越来越多的非洲移民群体。Farhio解释道：“我们的父母被带到公屋楼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他们不会说英语，不了解澳洲文化。他们想和同胞在一起。如果把他们放到Ballarat或者Bendigo、Melton或者Werribee，就会失去很多故事，很多联系。”
为了努力保持这些联系，搬到Werribee和Heidelberg West等区的索马里人试图在自己部族成员附近定居。“人们常常开玩笑说，从一个人电话号码前四位就可以判断出他属于哪个部族。”Farhio说这种现象在英国和加拿大的索马里社区更为常见，年轻人中的部族是很大的。不过她认为公屋楼里的密集人口不仅使索马里人聚集在一起，还同时有其他人。她列举了公屋楼里的国籍：“埃塞俄比亚人、苏丹人、越南人……我有一个中国邻居，住了17年。我们共用一个洗衣房；人们在不经意见就成了远房亲戚。她搬走时我们互相拥抱。”
在混凝土公屋楼里长大感觉很安全。Farhio说，人们会互相支持，现在仍是如此。比如，最近Farhio的妹妹，Emaad的母亲在晚上被送往医院后，邻居们纷纷赶到Farhio家门口提供帮助。在公屋楼里，坏消息传得很快，但常常被善意驱散。
Farhio记得她的童年是相对自由和独立的。15岁她就在市中心Bourke街一个呼叫中心工作；母亲教她如何乘坐公交车回家。
“索马里妇女非常独立，你在其他穆斯林社区看不到的。”她的母亲在家里经营家庭日托服务，几乎认识每一个人，经常在楼之间“跑来跑去”。她的父亲在干机修师之前开了15年的出租车。两年前，他在更换油箱的时候手臂被严重烧伤，需要进行植皮，并且不得不长期停工。住在楼里的一个索马里人在Racecourse路上经营餐馆，她父亲常在那里喝茶，他为她父亲捐出了六个月的营业租金。
这些联系依然牢固。Farhio已经暂停了她的辅助医疗学习，专注于她与她的合伙人Ridwan Mohamud在Ascot Vale经营的家庭护理业务。Ridwan Mohamud是一名注册护士，也有索马里背景。“我们在420号，她住在418号，我们一起长大，从小到大都分享食物。”
分享食物是公屋楼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在North Melbourne，一群带着很多孩子的母亲会分工做饭，一个人做米饭，一个人做肉，一个人做甜点等等。在斋月，伊斯兰教一年中最神圣的月份，索马里人会做一些特别的菜肴，包括一种面团状的甜食samosas，又叫sambuus或buur，以及一种叫malawah的甜煎饼。无论一年的什么时候，几乎每一餐都有香蕉，而且总是有肉。
Flemington公屋楼里的晚餐时间，Nor Shanino的继母会说：“哎，把这些盘子拿上去给你阿姨。”孩子们会端着盘子在楼屋之间跑来跑去。经常会有一两个老年居民出奇不意地来吃晚餐，所以每家都会多准备一个盘子以备不时之需。
“之前有一位先生，厄立特里亚人，是我们家的老朋友。他一个人住，当时至少有80岁了。”Nor说，“他会到不同的家去，恰好在晚餐时出现。我父亲会说，’嘿，你一周没来找我们了，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我得轮着来。’”
Nor家有两套公寓，就在楼上楼下。他父亲、继母和最小的兄弟姐妹住在楼下，哥哥姐姐住在楼上。真实家里有八口人，但是后来有一个表哥，然后是一个叔叔，移民到澳洲和他们在一起住了一段时间。后来他哥哥搬出去了，他姐姐嫁去了加拿大。生活就是这样不断前行。如果有人去世，公屋楼里就会挤满了客人，有时一呆就是好几天。没有餐桌，人们就坐在地上吃饭，就像在非洲一样。Nor说，“很多非洲家庭即使在郊区有了大房子，有大餐桌，他们还会坐在地上。而且没人坐在书桌前学习，没有地方。”
Nor的妹妹Hiba是RMIT的法律实践学生，她仍和她的姐姐以及她母亲Mariam，也就是Nor的继母住在五楼。Mariam在楼里经营一家日托中心。Hiba和Nor的父亲Idris经营着一家清洁加盟店，1990年代在澳洲认识了Mariam。两人都是在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的边境战争中流离失所的。Idris作为难民移民到瑞典前曾在利比亚和沙特阿拉伯在石油公司做簿记员。Nor的母亲还在瑞典的时候就去世了。Idris和Mariam一共有8个孩子，Hiba是两人唯一共同的孩子，而且是在澳洲出生的。
2016年，在《时代报》报道内城区学校“白人外逃”导致种族和阶级间的非官方隔离之后，Hiba开始为社区发声。这对Hiba来说不是新鲜事。在她所就读的高中Mount Alexander中学，尽管该地区房价飙升，但是主要来自索马里、埃塞俄比亚、阿富汗和越南移民或难民家庭的学生排在维州最穷之列。319人的名额，学校的就读人数不足一半。当时正在读9年级的Hiba在接受《时代报》记者采访时，批评了富裕阶层的“浅薄”判断。“在Mount Alexander中学你能学到很多东西，特别是因为它是一所多元文化学校。你会听到关于战争、关于失去的惊人故事……这让你感激你所拥有的一切。”记者形容Hiba是她学校的热切代言人。
Hiba最快乐的童年回忆来自Debneys Park的社区中心。周末和假日，公屋楼里的孩子都聚集在中心，参加阿拉伯语和珠宝制作课程、家庭作业俱乐部、诗社和足球电视之夜。Hiba回忆道：“还有很多的电影之夜。他们会举行投票，选出你想看的电影。”大家都互相认识。“中心的接待员是你邻居，经营青年项目的人是你朋友。在那里工作的人就是我的社区，我感到很安全。”
25岁的青年工人、电影编剧Awak Kongor说，南苏丹难民也有类似的经历。她说，他们之所以对这些公屋楼情有独钟，因为这让他们想起了他们作为难民来澳洲之前通常会搬去的埃及。Awak曾在苏丹Khartoum生活，然后是埃及的Luxor，2001年6岁时到达澳洲。她说：“我们在埃及都住在高楼里，埃及已经深深的烙在我的记忆中。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这是一份令人难以置信的怀念。”
虽然Awak从来没有住在墨尔本的公屋楼里，但她小时在Collingwood公屋楼里住了很长时间，有时候和阿姨或家人朋友一起住两周，感觉就像家一样。她自己的家在墨尔本内西区的Footscray。公屋楼里的人经常来Footscray的一家非洲发廊做头发。
Awak说：“头发是我们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心理健康计划的一部分。在发廊里，人们会说丁卡语、阿拉伯语和英语：’哎呀，你长这么大啦，你变胖了，你老了这么多，时间过得好快啊！’做头发对一年中某些时候的某些活动，对穿戴整齐，对于圣诞节去教堂来说非常重要。以前，Footscray到处都是来做头发的人！”如果发廊里人太多，就会有人对Awak说：“到我家来吧，我给你做。”于是Awak就又去了公屋楼。
“在公屋楼里，你会有很多时间在公共空间里。”她说，“这里的气氛是非常亲密的，你被迫去了解对方。你知道这些楼里的每一个缝隙、每一个洞、每一个角落。你刚刚从战争中走出来，所以在楼里遇到另一个黑人或者非洲人令人激动。我们从小就在摸索自己的身份。我们同时都是离开水的鱼。”
Awak记得最清楚的是楼下的公园。“公园很质朴。我记得我挂在杠子上，树木散发的味道是那么清新。我们有时会画画，有时社区组织会参与进来组织孩子活动。这就是一场巨大的冒险。我们所有的表兄妹、所有的朋友就在这里碰头。我们还很小，所有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都是超大号的。对于我们来说，路灯亮起来就是晚了的那个时刻。我真的觉得那个公园就是世界上最神奇的地方。”
许多孩子是东非人，但不是全部。“有一个叫Billy的，一个叫Emily的。我对Jason印象很深，还有Jack和Jarrod骑着车。没有歧视，或者说至少我没有注意到。晚上我们都睡在一个房间里，就像我们在埃及一样。”
年轻人最难忘的是挤在一起做很多事的兴奋。许多人在一个地方出生，在另一个地方长大，他们的生活反映了万花筒般的文化。Nor的哥哥Osman从未在美国生活过，但他说的一些话“有点奇怪纽约口音”。他听起来不像澳洲人。在他16岁到澳洲之前，他看了很多黑帮电影《疤面煞星》、《赌场》、《忠奸人》，并在那里面学英语。所以他会说一些像“我要把那些蟑螂埋了”或者像《教父》里面的Don Corleone说：“那个我办不到。”“而我就会说：’哥们，我们住在澳洲，这里不把人叫蟑螂。’”
公屋楼里的语言活泼、直白，有时还很粗暴。Nor说，一个朋友的哥哥因为严重的毒品问题被关了起来；一个叔叔打了阿姨——孩子们什么都讨论。索马里人特别直率。一个只有一只眼睛的人直接被叫成“独眼龙”，另一个腿部有严重问题的人被称为瘸子。其他非洲人称索马里人为“食蕉人”，因为他们每餐都吃香蕉。“在澳洲这是粗鲁的或者不恰当的行为。但是我们来自一个说话直接的文化。这种情况就是如果一个人是诚实的，你真的没法怪他们。”
即使有很多愉快的回忆，Nor承认生活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他在公屋里结识的朋友，仍然是他最亲密的朋友。“我们中的一些人长大了，分开了，但是后来碰面的时候，简直就像是从哪暂停从哪继续一样。我有一个20个伙伴的圈子，10年里我大概每天都能见到他们，有时一天在一起六、七个小时。那些家伙就像我的兄弟一样亲密。”
但是，也许有点太紧密了。他在想，也许公屋楼太像一座城堡，太过封闭于澳洲主流社会。他认识楼里最聪明的一些人，“去读大学是一种挣扎，不是学习或课程上的，而是文化上的挣扎。他们中很多人甚至没有学完第一个学期。他们就好像：’不，大学不适合我。我做不到。’我告诉他们：’喂，你一定要明白，你现在是突然踏出了你的舒适区。’他们中的很多人除了和老师之外，从来没有真正的和公屋圈子外面的人说过话。你让他们坐在公屋外的人面前，他们就沉默了。”
他讲了一个他朋友的故事——“一个非常风趣、诚实的人”——他上了大学，但是从来没有告诉他同学他从哪来。有一天他们都坐电车去Showgrounds参加一场考试。当他们经过Flemington公屋楼时，Nor朋友的一位好朋友说：“天呐，想象一下在这里长大的人最后得成什么样？”他们问Nor的朋友怎么想，他说：“我想会很艰难。”几天后，他对Nor说：“从那之后我就很生气，我对自己很失望，很愤怒。我应该跟他们直说。”
https://www.theguardian.com/aust ... nes-high-rise-flats
This is the second in a six-part series on life inside Melbourne’s high-rise public housing. These articles were commissioned by the Scanlon Found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as part of a series on immi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ism in Australia. Tomorrow: drugs and police pursu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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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报道一的时候很感动，但到二，作为一个到澳洲的第一代移民，我也有过2块钱1个特价pizza吃2顿，一个星期50块钱伙食费的最艰辛的时刻，当时单身1分钱的救济都拿不到。
这里我浇点冷水：这个Farhio 现在已经成年，她3岁的时候过来的；还有埃及的Luxor，2001年6岁时到达澳洲。。。 不要说近20年前，就是10年前，治安和环境都比现在宽松。 比较应该是横向的，而不是用2个decade前来纵向比较
还有，救济应该救急不救穷。看到有人把几代人二三十年居住在公屋领着救济作为美好的回忆。这是用别人的负重前行托起他们的岁月静好
当然他们本身没错，大部分人都想过轻松快乐的生活。有问题的是政府的福利政策。现在他们有困难该帮的还是要帮，可政府把穷人养废/纵容懒人惩罚中低收入的劳动阶级的政策是有问题，大家不能不敢批政府就把火都发在这些困境中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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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和土著问题有一个很像的地方就是一说起来就走阴暗面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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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说今后生活，对孩子来说这特么才是快乐童年。我小时候也是这样一个院子的孩子四处流窜，晚饭时家长在窗口大叫回家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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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分享。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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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文章具体想表达什么？这种施舍性质的庇护已经让各方都不满意，索马里人满意吗？澳洲民众满意吗？政府满意吗？是时候换一种方式了，这种圈养的模式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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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中看，各个都有正职工作啊，而且是收入都还可以的那种，申请公屋不是有条件限制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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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生活很像改革前的墙国，小孩毫无禁忌，互相串门，有什么好吃的邻里街坊都会分享。要说现在的墙国那种人情味都没有了。对这些住在公屋的人，特别是那些经过战火的难民，不会英文，可能也没有更多专业技能，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们得想办法帮助他们走出心理创伤，慢慢融入到这个社会。说起来其实挺难的。想想我们技术移民，一开始也都挺不容易，何况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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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正面宣传了。啥时候对华人也这么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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