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0年代早期时，Nor Shanino还是个少年，每当周六上午想找人陪的时候，他就会到他家楼的20层开始敲门。许多家都有六七个孩子住在三居室里，所以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找到认识的人。然后这两个人会敲另一扇门，再一扇门。很快，10个吵闹的男孩就会在大厦抖动的电梯里缓缓下楼，然后出现在Debneys Park玩，那是被称为Flemington住房委员会单元楼的四栋高楼旁边的一大片绿地。
Nor说，没人有什么钱，所以那些家庭也没有游戏机或多台电视。于是，他和他的男孩同伴整天都在玩体育。夏天是板球或网球，冬天是橄榄球或足球——“电视上播放什么就玩什么。”也有篮球，球场旁边的一棵大树下有一张长椅，人们会去那里聊天。“我们把那张椅子称为议会，如果发生争执，我们就会说，’把事带到议会上说。’”
在大厦中间的停车场里，男孩们会玩板球或棍球，这是棒球的美国城市街头版。Nor说：“你知道那种美国老电影里，孩子们在街上玩，然后一辆车开过来了，大家就散开了？那就是我的童年，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我以为每个人都是这样长大的。”
在Northcote中学，Nor才知道自己的童年与其他同龄孩子不同。不仅因为他的厄立特里亚父亲在他11岁时把他从瑞典带到澳洲，还因为他住在高层公屋里。“Northcote中学的孩子会说，’你周六干什么？你能在5点钟过来吗？我已经问过我妈妈了，她同意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谁在公屋里这样说话。在300平方米的地方住了4000人，我们从来都不孤单。”
34岁的青年工作者Nor是在墨尔本高层公屋里长大或长期居住在公屋里的一代非裔澳洲人中的一员。五月，我们采访了这个群体中的12个人，请他们讲述了他们在Flemington、North Melbourne、Fitzroy、Collingwood和Carlton高层公屋居住的经历。
这场由Scanlon基金会研究所组织的对话，以及对7位参与对话的人进行的跟踪采访显示，这些第一代和第二代澳洲人非常不认同社区对公屋单元楼的很大程度上的负面看法，他们对自己高层里的家非常有感情。
他们并不是对大家所称的“公屋楼”的问题视而不见。他们直言不讳地谈到了一些家庭父亲缺席、酗酒和吸毒的危险和与警察的冲突。不过，他们认为自己在公屋的经历很丰富，使他们能够适应并准备好在澳洲生活。
他们还看到他们所熟悉的生活受到社会和技术变革、家庭内部代际关系紧张、越来越多年轻人退出网络世界——以及Covid-19大流行带来的突发危机的威胁。
上周六下午5点，28岁的Farhio Nur从她姐姐在Ascot Vale的住处回到她在Flemington的高层公屋时，她看到警察包围了大楼。Farhio说：“警察说，如果我进去了五天内不能再出来。”于是她返回了Ascot Vale。
大约在同一时间，24岁的Anisa Ali正在西北区串门，一条Facebook消息提醒她，维州州长正在召开媒体发布会。她这才得知，她家North Melbourne公屋楼已被警方看守。Anisa回到了与母亲和弟弟合住的公寓，现在无法离开。
位于Flemington和North Melbourne的9座公屋塔楼突然被封锁，有3000人不能离开自己的家，这是Covid-19大流行期间对澳洲人实施的最严厉的隔离措施。媒体报道说，人们缺少食物，老年居民与照顾者断绝联系，父母没有足够的婴儿奶粉来度过封锁期，这都暴露了公屋楼里的焦虑。
Nor Shanino不再住在Flemington的公屋楼里，而是和他的朋友兼生意伙伴，索马里裔社区的领袖Ahmed Dini住在一起。Ahmed Dini现在被封锁在North Melbourne公屋里，在试图理清政府的决定造成的最初的混乱时扮演了领袖的角色。这两个年轻人用电话互通合作，与社区组织和政府机构协商，最终将食物分发给惊魂未定、惶恐不安而且时有愤怒的居民，同时向公屋居民传递信息：保持社交距离并且接受测试才是应对危机最好的办法。
Nor的妹妹，21岁的Hiba Shanino住在Flemington公屋。她在《卫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政府的“强硬做法”，缺乏通知，以及太少的社区工作者被允许进入公屋告诉居民们发生了什么。但是，她补充说：“我们这里的确应该封锁……我们这里有很多人处于弱势，还有很多老年人，现在能认识到我们的社区里发生了什么并且得到帮助是件好事。”
这次封锁使全国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澳洲人很少了解的社区。矗立在墨尔本内城区的公屋楼名声不佳。这不仅仅是媒体偶尔报道的吸毒、破坏和公共场所暴力，居民也生活在恐惧之中。
事实上，这些灰白大楼是墨尔本天际线的一个鲜明特征，但大楼所处的位置却与周围的街道和区如此封闭，以至于没有住在里面的人会认为其中一个楼的问题是所有楼的共同问题。外人很少走过这些地方，要么是出于恐惧，要么是觉得这样做是对居民的不尊重——就像穿过一个私人花园。
这一切都滋生了某些刻板印象：这些公屋是“空中鸡笼”，有损人的尊严，居住情况非常危险，而且容易让居民有点疯狂。本周，播音主持Neil Mitchell称其为“多层怪兽”。
这些楼的起源故事往往印证了这些观点。作为“贫民窟清理”的一部分，维州当时的住房委员会在1962年至1976年期间建造了45座塔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悉尼和海外城市也有类似的计划。当时的现代主义思想倾向于用设施完善的高层公寓取代狭小街巷中拥挤的、往往没有下水道的住房，这些公寓朴素、统一，但却很干净。贫穷可以被建筑工程消除。但是，人们的态度却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认为这些塔楼是没有灵魂的、残酷的，是社区的破坏者。贫民化更加加强了这些观点。新的内城中产阶级与公屋居民没有任何联系，尽管有时居住距离仅隔100米。
但是在这些基本不被注意到的大楼里，一块多元文化的澳洲正在形成。促使其形成的正是外人看来如此压抑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被为非常危险——数千人被扔在一起，住在看起来都一样的房间、楼梯间和走廊里。
在早年间，房委会将三分之二的塔楼分配给混合住房，主要是家庭住房，另外三分之一分配给老年人，往往是单身。20世纪60年代 ，第一批住户不仅来自澳洲，还来自北欧和南欧：英国、希腊、意大利和前南斯拉夫。1970年代初，土耳其移民在新居民中占了很大比例；1975年后，难民来自越南、东帝汶和南美。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许多新来者是来自波黑、前苏联和波罗的海国家，以及来自非洲之角——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以及苏丹和现在的南苏丹的难民。
这些非洲移民中的一半大概有不到5万人生活在墨尔本。他们绝大多数是1990年代和2000年代通过澳洲的离岸人道主义项目，家庭团聚或从新西兰等国二次移民来到墨尔本的。成千上万的非洲家庭被安置在市中心的公屋中。以Carlton公屋为例，仅次于澳洲，最常见的出生地是中国、越南和非洲之角的国家。即使是这些住户也会受到围绕公屋的耻辱感的影响。
住在Carlton公屋内的Hamdi Ali在90年代初到澳洲时18岁。这里是他离开埃塞俄比亚这个饱受战争摧残的索马里叛乱飞地的最后一站。他的旅程包括在内战爆发后，被迫逃离他在索马里居住的难民营，搭一辆运输牲畜的卡车后座偷跑到内罗毕。他在完成了被打断的教育，在Tafe学习并且开上了出租车的过程中，迅速适应了“澳洲心理”。他察觉到对公屋的“一些负面情绪”，将这一切记在了心里。在他单身在公屋等候名单上排队的五年期间，Hamdi会定期去房委会了解最新情况。他笑着回忆说：“他们会说，’你想去公屋楼，对吧？’而我说：’不去！’”
但是在Hamdi和哥哥一起住进Carlton Lygon街上的公屋楼后，他的观点发生了改变。“我搬进去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非常喜欢这里。”Carlton是一个想要努力生活的移民家庭的避风港。市中心其他一些房委会大楼有24小时保安和门房来监视访客，而Carlton公屋楼没有门房，只在晚7点到凌晨3点之间进行巡逻。Hamdi说，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安全的。2001年，他前往肯尼亚进行了一场包办婚姻。在2005年，经过与移民部门的长期纠纷，Hamdi和他的妻子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终于踏上了前往澳洲的路，而且令他欣喜的是，他以自己的名字买下了一个Carlton公屋楼的公寓。
新移民尽其所能到自己的房屋居住。越南人通常搬到 Richmond和Fitzroy，东帝汶人搬到Collingwood，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人搬到North Melbourne和Flemington。在North Melbourne，Anisa Ali的大楼里住着大量的Majerteen族人，这一族是她从并不在她的生活里的父亲那里继承的索马里族。
然而，虽然Anisa童年时在公寓里的朋友大多是索马里人和厄立特里亚人，但她也和一个叫James的越南男孩关系密切。她的母亲Kelli是一名有英裔凯尔特人和土著背景的澳洲人，已皈依伊斯兰教，她还在他们的大楼里结识了一些厄立特里亚人。“我在公屋里的生活从来没有负面体验。”Anisa说，”我们很多人来自东非类似的环境——战乱的国家，腐败的政府，等等。这让我们的关系非常紧密。”
在Fitzroy公屋楼，Anab Mohamud的故事完全不同。当她搬进去时，很少有非洲人住在那里，有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是一个人住。
31岁的社区工作者Anab出生于索马里，她和许多难民一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2000年她11岁时，她的家人从肯尼亚广阔而动荡的Kakuma难民营到了墨尔本西区。在Hoppers Crossing中学，她会对任何试图挑衅那些已经把她当成自己人的孩子的人动手。“他们是书呆子，真正的好人。”她说，“我为他们出头。对于来自我的文化背景的人，我是相当叛逆的。”
16岁时，在家里打了太多的架后，她又开始搬家。她到Carlton和Fitzroy公屋楼的朋友家寄宿，然后决定自己留下来。“对于一个16岁的女孩来说，自己找房子是不正常的。但我在三个月里每天都给房委会打电话，直到我得到一间。”
她在Hoppers Crossing的朋友大多数都是“盎格鲁人”，但是在Fitzroy公屋楼，她和背景来自亚洲、澳洲和阿拉伯的人混在一起，还有一些索马里人。因为她和一群男孩混在一起，并且没有按照穆斯林的方式包头，一些索马里长者说她迷失了。有时，他们用的语言要比这严厉得多。
公屋楼里有许多的毒品和酒精，Anab看到有些人，索马里人和其他人沾上了这些东西。她承认，她自己本来也可能这么做。相反，她在商店和酒店业工作，获得了幼儿教育和病理服务资格，差点入伍，但却有了一个孩子，Aisha，现在7岁了。
“我一直很坚强，”Anab说，“我必须养活自己。”
https://www.theguardian.com/aust ... e-melbournes-towers
This is the first in a six-part series on life inside Melbourne’s high-rise public housing. These articles were commissioned by the Scanlon Found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as part of a series on immi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ism in Australia.
Tomorrow: growing up in the fl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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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州加油！维州坚强，俺相信维州一定能够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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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楼里难民背景的人很多，英文不好，沟通吃力、
这种情况下，
维州政府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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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环境对一个人影响很大，再穷也不能穷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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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
环节后 希望不要游行啦
维州的各级机构做事靠谱些
维州需要反思 最初隔离政策字面严格 执行漏洞？
望早日结束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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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对弱势充满同情心的文章。翻译的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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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都是吸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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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真好，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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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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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在人为，国内多少人都住公寓高楼，一样勤奋努力。 自己好吃懒做还怪公寓楼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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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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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澳洲也有这样的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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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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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老大难社会问题——-低收入阶层应该聚集还是分散？？
聚集就形成或多或少的贫民窟，带来很多社会问题
这些公屋，一定程度上就是澳洲的贫民窟，只不过澳洲福利太好了，低收入阶层比绝大部分国家幸福的多。
没记错的话，这些个楼是工党的乌托邦理想主义产物。内城区基本都插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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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还需要什么呢？资源其实已经不少了，centrelink的钱不要提（这是必要的），免费的medicare（因为没收入就无需付Medicare levy更不要提Medicare levy surcharge)，injecting room也有，好像还有免费的英语学习课程。肯定不止以上这些。政治上有左翼议员发声，更不要提绿党的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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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了！感谢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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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这篇的选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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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挺长，翻译的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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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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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译文，译得很棒，别样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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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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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哪里看到的说是奥运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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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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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村应该是墨尔本50年代奥运会那次留下的运动员公寓，是一些低层砖房，酷似中国60、70年代宿舍楼，基本也是澳洲版贫民窟
不是这些高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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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在父母，很多父母都是吸毒、暴力，精神问题，离婚结婚再离婚，带着众多孩子，怎么可能管孩子，孩子长大很大概率继续这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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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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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见这样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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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第一代和第二代澳洲人非常不认同社区对公屋单元楼的很大程度上的负面看法，他们对自己高层里的家非常有感情。”
这些人可能没搞清楚，外界的负面看法不是由你是不是对这个家有感情而决定的，而是由你们下楼之后干了什么决定的。谁对自己家没感情？这不废话么？你有感情所以外界就不能有负面看法了？其实你想表达的是因为你有感情所以对外界的负面看法无法接受吧？不如直接这么说还更容易被人接受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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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大楼里生活的人，有几个百分比，给建设澳洲国家出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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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感人的，人不能选择出生，尽力而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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