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疫情，旧事重提。
近期，不少媒体报道了Kmart、Target和Big W等澳大利亚连锁百货卖场，有许多商品来自中国或欧洲，由于疫情等原因，直到7月底才能补货，因此大量货架被迫空置。
9频道新闻报道
于是，“老生常谈”的话题——澳大利亚过于依赖“中国制造”，应该重视“澳洲制造”，恢复本土制造业的能力——又在各种媒体和社交平台上火热起来。
随着全球计划摆脱新冠，实现经济复苏，这些长期以来被摒弃、被抹黑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突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首先，政府在经济管理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关于这一问题的看法可以说已经完全颠覆。
在十年前的金融危机中，全球各国的央行几乎全力挽救了金融体系和经济。然而，在这一次的危机中，扮演拯救角色的是各国政府注入的巨额资金。
社会福利和安全网虽然是临时性的，但这并不是联盟党政府一贯的策略。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联盟党政府一直主张最低限度的政府管理，即使事实并非总是如此。
鉴于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利率为零或接近零，许多政府被迫放弃了财政紧缩的理念，赤字似乎已不再重要。
然而，这还不是全部。现在出现了一种理念，几乎推翻了盛行整个西方的自由市场哲学。
几十年来，自由贸易已成主流。与什么都强调自给自足不同，人们达成共识的是各国应该生产自己擅长的东西。然后，各国把这些产品销往海外，再换回自己所需的东西。
今年2月，当中国突然关闭而世界其他经济体无法购买所需的东西（涵盖药品、电子零件到包装的一切东西）时，民众开始呼吁全球自给自足。
澳大利亚的新冠病毒协调委员会也提出了以下建议，即重启由廉价和丰富天然气驱动的澳大利亚重型制造业。此举让人想起战后的计划经济。
能做到吗？答案是肯定的。但是，这将付出巨大的代价。并且，如果付出代价的不是纳税人，那就是消费者。
澳洲为什么会放弃制造业保护政策？
50多年来，澳大利亚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制造业逐步枯萎。这并非偶然。在战后时代，蓬勃发展的制造业实际上建立在保护基础之上。
首先是自然保护。因为澳大利亚与当时的传统贸易伙伴英国相距甚远。并且，在汇率相对稳定的时代，自己制造具备经济效益。
第二是贸易保护。关税、补贴和进口配额保护澳大利亚的行业免受席卷全球经济的变革之风的影响。
但是，当日本在1960年代成为出口大国时，以非常低廉的价格生产高品质的商品时，为本土生产的次品支付高价便缺乏了合理性。
时任澳洲总理Whitlam领导的政府第一个采取行动，果断打破了舒适的保护主义，一口气将关税削减了25％。在削减关税之前，保护主义曾是澳大利亚大企业和工会免受全球竞争和创新影响的“盾牌”。
从那时起，如上图所示，从1970年代开始，系统性的保护主义被取消。直到1990年代后期，澳大利亚几乎不存在保护水平。
矿业繁荣如何冲击制造业？
澳大利亚制造业的消亡并非保护措施的取消。答案是澳元汇率，或更具体地说，是矿业繁荣。
早在197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家鲍勃·格雷戈里（Bob Gregory）就提出了一个想法，即资源部门的繁荣可以有效地挤出经济的其他行业。在世界其他地区，这种现象称之为“荷兰病”。
从2000年开始，Gregory教授的想法从教科书成为现实。随着中国转型并以空前的规模进行城市建设，对原材料的无限需求引发了澳大利亚前所未有的资源热潮。
随着数十亿澳币的新增投资涌入采矿业，澳元兑美元汇率飙升，最终达到1.10美元左右的峰值。
这使澳大利亚的出口在全球舞台上变得昂贵，而进口却非常便宜。于是，本地制造商便失去了竞争优势。
企业主们也对澳大利亚用工成本太高存在一致抱怨。这是因为货币飞涨和房价大幅上涨，继而导致澳大利亚无法跻身全球制造业之列。
下表为随机年份的薪资水平，显示了货币对劳动力成本激增的推动作用。在世纪之交，澳大利亚的劳动力成本是发达国家中最便宜的。到2012年，当矿业繁荣和货币达到顶峰时，澳大利亚的劳动力成本已经是最昂贵的。
当通用汽车、福特和丰田都决定退出澳大利亚时，货币是主要因素。由于澳大利亚在全球范围内的用工成本过高，因此再也无法在出口市场上竞争。
2017年10月20日，澳洲生产的最后一辆轿车下线
不只是汽车。制造业在2000年雇用110万人。到2016年，只有86万人。
但是，从那以后，随着美元进一步走弱，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了92万人左右。
代价沉重的天然气错误
澳大利亚新冠病毒协调委员会负责人内夫·鲍尔和安德鲁·利弗里斯正在研究重启重工业的计划。他们正在推动以天然气为主导的复苏。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澳大利亚的制造业企业支付的天然气价格却远高于自身的出口客户。为什么？因为一场崩溃，东海岸出口码头浪费了800亿澳元的资金，造成了大量的资产减值。
天然气生产商正在向海外而不是澳洲出售价格低廉的天然气，导致东海岸面临供气短缺。
澳大利亚前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时任财长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和时任资源部长的乔什·弗莱登伯格（Josh Frydenberg）三年前曾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并以“大手笔”威胁该行业。然而，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法。
最新同时也最奇怪的解决方案是重新进口已运往北亚的澳大利亚天然气。这是一种昂贵的解决方案，因为天然气已被液化，成本很高，必须将其转化为天然气又是一项成本不菲的工程。
另一个想法是从西澳大利亚州修建一系列管道，以帮助解决东海岸的混乱局面。但是，这同样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重工业还是高科技？
也许，澳大利亚制造业的解决方案依赖于高科技的未来。一些成功的公司，例如血液医疗制品巨头CSL和人工耳蜗制造商Cochlear，已经开发了世界领先的医疗技术，销售足迹遍布全球。
缺乏保护迫使他们变得创新、更加进取。甚至本地仅存的重型制造业也已经适应了新制度，尽管他们一直在鼓动政府干预天然气市场。
重新建立澳大利亚曾经拥有的制造基地将需要大量的保护，并且还不便宜。事实上，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就提供了一面镜子，他对美国成为制造业大国的追求产生了惊人的反效果。
美联储（Fed）的研究表明，他对中国零件和材料征收的关税损害了美国的竞争力和就业机会。因为这么做，无异于向美国民众征税。
去年，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美国制造业增速显著放缓，11个月中有7个月下降，美国公司支付了460亿美元的关税。
幸好，目前，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引入关税以支持国内制造业的想法不屑一顾。
但是，除非它能为新进入者提供保证，以确保澳元不会在下一次资源繁荣期间升值，并且能够提供廉价土地来建立新工厂，否则澳大利亚重工业的复兴几乎没有机会。
经济爱国主义的吸引力似乎一直存在。然而，陶氏化学前负责人安德鲁·利弗里斯等商业领袖坚持认为澳大利亚不应该试图完全自给自足。
同时，利弗里斯不主张重启汽车制造等传统的大规模生产线。相反，重振澳大利亚制造业是一场关于利用技术、技能、创造力和创新的细分市场的制造业。
她承认，尽管澳大利亚永远不可能做到成本最低，但是低廉的价格也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而是需要确定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领域。例如，采矿和农业技术、关键矿物加工以及食品和饮料制造等。
而根据澳大利亚的人才储备和经济机构，应当优先考虑发展的其他领域还包括制药和医疗技术、国防、能源技术、废物和回收利用以及刚起步的航空业。
想得多，做得少
然而，在大多数领域中，澳大利亚仍然停留在想象，而非实践。
尽管制造业占研发商业支出的比例超过26%，但是制造业占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到6％，就业所占比例也大致相当。
德勤对新冠疫情后的就业前景进行了一项调研。结果显示，制造业、采矿和农业领域的工作机会将永远都不会回到2020年初期水平，调研反映了这些行业就业率下降的长期趋势。
要重振制造业，澳大利亚需要更低的能源成本、更强大的技术力量、更少的繁文缛节、更紧密的产研合作、更好的理念商业化、改善的出口市场准入……
可是，所有实业经营者要面对的却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美国提议、批准、建造和运营工厂的时间比在澳大利亚第一步审批的时间都要少。”
也许，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挫折和拖延之后，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危机终于为大刀阔斧的政策和经济改革提供了契机。
鉴于政府每年投资96亿澳元支持科学、研究和创新，政府不应仅仅提供资金支持，而是需要更加有效和具有针对性。
至于制造商本身，不应过于依赖政府出台更多的研发税收优惠政策，其增长应该由企业创新和需求来驱动。
复兴澳大利亚制造业不应当成为一种“经济爱国主义”，制造业，不是想造就能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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