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间的失责已招致国际社会的谴责。疫情初期中国政府隐瞒和拖延疫情,但在中国现有的体制下,民众难以向政府追责。于是,近来在中文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着越南进行政治改革的消息,体现出中国人对越南民主化的期待和向往。同样是共产党主政的国家,越南的政治改革是否真的走到了中国的前面?
揭开越南政改的面纱
46岁的武汉人刘亚东原在深圳一家教育机构打工,新冠疫情期间,公司歇业,他趁机去了趟越南。
刘亚东告诉本台他此行的原因:“我在网上看了很多帖子,是关于越南政治体制改革的,这个对我来说吸引力特别大,因为我生活在一个相对来说,管制特别严的一个国家,我对这个特别看重。”
刘亚东在越南只待了一周,就已决定要在越南从商、定居。“最重要的,对我来说,是逃离一个坏的地方,只要另外一个地方相对来说比较好,我就选择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这个在刘亚东看来相对较好的国家,近年来在国际舆论界的曝光度不断提升。随着美中全方位交恶,不断有消息传出,世界产业链的一部分正从中国转移到越南。
最近越南政治改革的传闻又在中文社媒上火了一把。在推特、微博上,乃至微信群中,不断有人以艳羡的口吻提到了越南的几大体制改革:党内和国会采取差额选举、官员财产公示、公务员打破终身制和建立西方式的工会组织等等。甚至有人惊呼,这些改革措施表明,越南的改革直追日本的明治维新。
虽然这些论调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部分中国民众渴望变革的心态,但与越南的实际情况对比,却并没有那么让人乐观。
差额选举进行得并不顺利
越南共产党多年来逐步在党内开展差额选举。但在越共最高领导人的选举上,差额选举实行得并不顺利。
2006年,在越共十大对中央总书记进行表决前,政治局对阮明哲和农德孟两个候选人进行了内部测评,结果农德孟险胜。在最后投票阶段,候选人只有农德孟一人,并且最终全票当选。而这种近似于差额选举的做法,并没有在此后的越共最高领导人选举中持续。这表明,竞争性选举的机制已经进入了越共体系,但实行的范围还比较有限。
越南国会代表从1992年开始实行直选,从2001年开始实行差额选举,但这并不是真实的自由选举。根据选举法的规定,所有的候选人,无论是中央或地方推荐的,都需要由越共所控制的非政府组织越南祖国阵线审议通过。
澳大利亚国防学院(Australian Defence Force Academy)越南问题专家、荣休教授卡莱尔·塞耶 (Carlyle Thayer)告诉本台,“在国会,每个人都要宣誓效忠于越南共产党,忠于宪法,忠于社会主义,所以,从政权的角度看,他们都是安全的人选。”
目前,越南国会代表92%是越共党员。虽然国会选举从2007年开始就增设了独立候选人,但这些候选人有不少是与越共有紧密关系的企业家或知识分子,而且他们大部分在选举过程中因为各种因素遭到淘汰。
财产公示制度验证机制不完善
官员财产公示的做法也吸引了很多的眼光。越南政府早在2005年通过的《防止和反对贪污腐败法》中就规定了公职人员必须公开申报财产和收入。自那以来,财产公示制度经过多次修改;直至2018年《反腐败法》修订,对财产公示做了更严格的规定。
长期研究越南公务员制度的泰国学者塔韦邦(Thaveeporn Vasavakul)告诉本台,这些法律规定还有不少漏洞,公示制度的实施情况并不理想。
“(财产公示)规定的验证范围非常有限。而且即使人们申报了财产,却没有相应的力量去验证每一项申报。我们感觉某些公示的信息可能是正确的,或是不正确的,但我们没有办法去证实。”
与此同时,所谓财产公示,并不向社会公开,而只是内部公开,这就很难让媒体和舆论起到对公职人员的监督作用。
塔韦邦还指出,即使是官员都公布了财产,这些数据是否直接用于腐败案件的调查,也还是一个疑问。
越南官员的腐败问题,不但是国内政治的顽疾,也对外商在越南的投资造成困扰。在越南已经定居5年的中国商人阿雄告诉本台,在越南的中国商人中公认的潜规则是,外商在越南投资还是要靠送礼给官员,作为敲门砖。据国际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公布的2019年全球清廉指数,越南在186个国家中仅排名第96。
越共总书记阮富仲自2016年在越共十二大上获得连任后,越南加大了反腐力度。石油、金融和公安等敏感领域先后有六十名高层官员因腐败问题锒铛入狱。
外界普遍认为,这些反腐败有派系斗争的痕迹。中国商人阿雄感觉,越南政坛的派系斗争与中国不遑多让。“(越南)更明显,吃相更难看,也更直接,不像中国还隐晦一点。” 这种看法接近于西方媒体的观察。
打破公务员铁饭碗 – 不包括官员
外界也对越南政府改革公务员终身制抱着浓厚的兴趣,认为这可能也是抑制腐败的措施。但这种兴趣却搞错了方向。越南国会的确在2019年底修订了《公务员法》(Law On Public Employee),打碎了部分公务员的铁饭碗,让他们从2020年7月1日起实行合同制,受到聘用才能上岗。但这里针对的公务员,只是教师、医生和图书馆员等公用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法律上称为Service Delivery Professionals)。
泰国学者塔韦邦指出,这种做法和反腐败没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这部分的服务更加现代化,有更多的竞争,并进一步提高效率,同时也减少公务人员的数量。”
允许成立独立工会
在另一方面,越南政府于2019年11月修订了《劳动法》,规定从2021年开始,越南工人可以自行组织工会。这是在越共控制的越南劳动总联合会之外的组织。虽然这一改革在越南国内赢得了激进的赞誉,但外界的反映并不积极。
这部法律通过后,澳大利亚商会(Australian Chamber of Commerce)发表声明说,如果相关部门不颁布实施细则,工人的这一集会权利就难以实现。
而近年来,随着工人运动的加剧,越南政府并没有放松对工人维权的打压。2018年,劳工活动人士张明德(Truong Minh Duc)被越南政府以“企图推翻人民政府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至今仍在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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