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fina Djo听到“全职妈妈”一词时开始摇头。
这名52岁的女性17年前在她儿子出生不久之后 ，就在悉尼西区开了她的第一家房产中介办公室。
开公司的这个想法是她丈夫的，但是“我是真正经营公司的人，第五年他才辞职跟我一起干。”
“就是以前在中国的时候，我妈妈也总是在工作。”她说。
Rufina并不是特例。
根据ABC的《澳洲国民调查》，与非华裔澳洲人相比，华裔澳洲人在性别、家庭和女性权益方面更有可能持进步态度。
有63%的澳洲人不同意“如果有更多女性在家看孩子澳洲社会会更好”这一说法，而在华裔澳洲人中这一数字上升到77%。
与非华裔澳洲人（40%）相比，他们更有可能认为性别歧视在澳洲普遍存在（53%）。与其他澳洲人（46%）相比，也较小可能（41%）同意“传统家庭的衰落使我们的状况更糟”。
但是，他们不一定参与性别平等或女权主义的主流运动。
“我认为我们对那些没兴趣。因为我们长大的过程中没有被教去那样想。我们就想该想的，那有什么大不了的？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Rufina说。
那么，数据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呢？
我们邀请了三位来自不同世代的华裔澳洲女性分享在澳洲长大的经历，以及这如何塑造了她们对文化、性别和身份的看法。
来自愤怒母亲的最后通牒
Rufina的家过去在中国新疆。她的父母在一家汽车厂一起工作——父亲是焊工，母亲是磨工。
他们在七十年代作为难民逃往澳洲，并很快在工厂再次找到了工作。
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四个孩子经常被留在家需要互相照顾。
“我和我妹妹，我们总是做所有的家务。”Rufina解释道。
“男孩们从来不做任何事，总是女孩做。”
Rufina长大后，在学车时遇到了那个将来会成为她丈夫的人——他是她的教练。
她的父母不赞成他们的关系，因为他不是中国人，比她大很多，离过婚还有两个孩子。
她说：“他们只想让我嫁给同样文化背景的人。”并补充说，他们认为非华裔伴侣不会认真对待婚姻，只会“游戏人间”。
她说：“过去没有离婚这回事。”
“你只能忍受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就这么简单。”
“表面上看上去像完美婚姻，但是背地里，不是。”
当她21岁时，她的母亲给了她最后通牒——他们家和巴西驾校教练二选一。
Rufina说：“她把我的衣服打包装在垃圾袋扔在房前，而我一路哭着回到了我的爱人那。”
她告诉她的丈夫，“你永远也别对不起我。”
他没有——他们已经结婚30年了。
她与家人很多年没有任何联系，但是在她怀上她儿子后，父亲的态度软化了——并且意识到她的丈夫一直在她左右。
打破“无能”的预判
33岁的Wenee Yap是一位企业家，一名法律讲师，并且是一家法律技术公司的全球沟通主管。
只在很少数情况下，作为一名华裔澳洲女性对她有利。
她说：“这很有意思。我认为亚裔甚至是女性的身份给营造了一种不总是能担得起的聪明的形象。”
但是通常的情况恰恰相反，她发现自己不得不去打破认为她“无能”的预判。
这些先入为主的观念意味着，她觉得有必须带上她的白人、男性合作伙伴参加会议才能敲开大门。
“客户绕过我向Thomas致意，问他问题，问他策略。”她说。
“两分钟之后这种情况就停了，因为我开口说话了。”
Wenee认为她这个年纪的华裔澳洲女性更进步了，因为她们已经被迫面对种族和性别歧视，这也造成了一种对性别平等和女性权益的厌倦感。
“我认为对许多华裔澳洲女性来说，她们以一定程度的厌倦来回应的原因是她们想’我们已经需要证明我们是亚洲人我们属于这里，现在我们又需要证明我们是女性我们属于这里’。”Wenee说。
“我们就是属于这里，好吗，我都根本不想去讲我们为什么不属于。”
Wenee的世界观也受到她母亲的影响，她的母亲遭受了婚内家庭暴力。
从马来西亚移民来澳洲时，她的母亲离婚带着一个小孩，作为IT专业人员正在寻找相关工作。
她登陆悉尼后不久就找到了工作，并有了一个新丈夫——也是一名马来西亚华裔移民。
Wenee说：“我十岁的时候，他们吵架吵到妈妈要我报警告继父。”
她说暴力后来渐渐升级，16年后，Wenee的妈妈离开了她家暴的丈夫。
Wenee说：“她维持这种关系的部分原因是你得维持婚姻状态，或者你得试着去维持婚姻状态。”
“更何况她已经离过一次婚。”
“父权制的的想法是一件非常白人的事”
25岁的Christine Deng是澳洲最大的青年领导的发展机构Oaktree的执行成员。 她管理海外项目，但也参与组织国内游说和宣传工作。
她说：“试图了解我的文化身份不同于了解我的性别身份。”
“父权制的想法是一件非常白人的事情，而有色女性中则没有细微差别。”
大学毕业后第一次找工作时，她对种族的担心比性别要大得多，她担心自己在“应聘过程中会被区别对待”。
现在她在非营利部门工作，她意识到担任领导职务的女性很少。
她说：“在这一领域的工作中，我觉得我是一位非常独特的亚裔澳洲女性。” “这就像白人女孩的领地。”
Christine的父母都在广州出生和成长，广州是中国南方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但直到他们20多岁移居悉尼后才碰到。
在Christine出生后他们搬到了墨尔本，又生了两个孩子，并且经营一家报刊店近十年。
五年前，他们分居了。
Christine说：“我想我可能应该早知道我的父母对他们的关系不满意，但我从未想过分居是一种选择。”
“我妈妈是基督教徒，除非情有可原，否则她不会把离婚当成她的选择。”
父母分居后Christine的婚姻观发生了很大变化。
她说：“这的确使我深深地意识到了作为一名女性有独立的能力并且在成大后不依赖家庭的重要性。”
十几岁她离开教堂后，她对性别、家庭和女性权利的立场也发生了变化。
她说这感觉像是割断了她华裔身份的一部分，这种身份已经与传统的、保守的价值观产生了内在联系。
她不同意女孩在男孩面前应该被规定作何穿衣打扮和行为举止，她不同意都会在堕胎方面的支持生命的立场，而且经常有人置疑她对婚姻和家庭的看法。
她举例说：“结婚成家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是理想的生活方式，也是我应该遵守的东西。”
但这并不意味着家庭并不重要，随着时间的流逝， Christine试图将“家庭责任”的观念与她的女权主义理想相调和。
她说：“想要努力使家庭亲密，并想与兄弟姐妹们亲近，我意识到这来自我的文化身份。”
“我为拥有这样的想法感到骄傲。”
https://www.abc.net.au/news/2019 ... d-identity/11607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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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想法是复杂的，就像这篇文章所描述的一样，大杂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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咋可能一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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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的平权程度都超过西方国家了，澳洲才刚刚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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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带薪产假也是10+年前才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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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解放是从西方开始的，文革时妇女所谓占半边天，是没把女人当女人看。中国人口众多，按比率，绝大多数妇女根本没有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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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权利在中国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从整个社会群体来看是被压抑的，但在有些地域，有些领域，有些家庭，是优势物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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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特别特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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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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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同意都会在堕胎方面的支持生命的立场"
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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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个澳洲熟人，曾经是她家族的保险中介公司的COO, 某天和我吃饭时很坦白地说，我在澳洲做小生意有三个劣势：外国人、女性、个子小
我笑了，说我当然明白，我有另外的优势去弥补这些劣势。
然后我们今年找的生意合伙人，就是澳洲英国人、男士和很高大。优势互补, 蛮好。
总体来说各个族群的女性权益都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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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不就是尽量的争取所有可以获得的吗？马蓉算不算女权的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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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们不一定参与性别平等或女权主义的主流运动。”
东亚实干主义和就事论事不贴标签表演性人格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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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慢慢进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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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双职工的比例很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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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双职工的比例绝对高过白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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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双职工，以为这就是男女平等？错！在中国，性别歧视、年龄歧视大行其道，毫不掩饰。女性工作，只不过是当时需要劳动力。我看过一篇东西德对比的文章，东德女性工作比例比西德高，是因为东德更加男女平等？错，只不过西德更加富裕，一人工作足可以养家糊口。看看中国现在的审美趋势，女性要大眼萌萌、嘟嘴可爱，根本就是女性需要被照看、需要被弱化、需要胸大无脑的大环境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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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不像女人，好像澳洲的大妈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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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对华裔女性，特别是洋人公司的华裔女性就有很高的期待，但仅限于技术方面的问题
大家同样英语沟通，同样的问题，我宁愿找华裔女性，而不是找金发白人女性
感觉华裔女性要做到同样的职位，会需要更多的技术来弥补其他方面的劣势
但是，如果是人际沟通/管理决策方面的问题，有选择的话我还是会找白人，特别是白人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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