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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美国第40任总统）曾说过，英语中最恐怖的九个字是：“我是公务员，我来帮您”。
里根在担任美国总统前曾是名演员。眼下，澳大利亚两大城市悉尼和墨尔本因为新冠疫情而封城，里根的话听起来一定很贴切。
如今，有些警察在悉尼的街道上，有的甚至骑在马背上，他们有权处罚寻求自身利益的人民。这场卫生紧急状况成了警力镇压。
不仅如此，在悉尼西南部地区，居民抱怨说自己遭到上门检查，还被区别对待。上周，费尔菲尔德（Fairfield City）市议员黎黛（Dai Le，音）对ABC电视（ABC TV）新闻实事讨论节目The Drum表示，她所代表的社区居民认为，悉尼其他区的民众没有受到同样的待遇，他们觉得自己像是二等公民。
这就是“危机”状态中的现象：恐惧助长了更多恐惧，焦虑在压力上堆叠，每个人都变得可疑，还有人受到诋毁。
没错，是有人无意或有意地破坏了限制规定。但我们很难说是悉尼人行事鲁莽、藐视限制措施，威胁了每个人的健康。相反，我看到绝大多数的人遵守规定，他们没有任何过失，却要承受巨大压力。
悉尼每天都有几万人接受新冠病毒检测，有些人排队等候的时间就长达几个小时。大家都呆在家，道路没那么拥堵了，店铺里也几乎空荡。大家与朋友和家人无法相见，许多人不能去上班，有些人的企业已经破产。但大多数人都带着非凡的风度和幽默感承受这一切，为公共利益而尽心尽力。
失去自由的几百万人可能永远都不会感染新冠，但他们中的多数都没有抱怨。（别忘了澳大利亚2500万人口中，共有不到3.2万人感染了新冠）。
我们看到了澳大利亚社会最美好的那一面，而不是最丑恶的那一面。
当局用惊悚的电视广告传递关于新冠疾病的公共卫生信息
换个角度思考
悉尼人被告知这是“最可怕的时刻”——一些人鼓吹我们不能和这场疫情并存，新冠病毒让我们死路一条，有些人感觉自己被困在某种疫苗的“饥饿游戏”中。
哪怕在最糟糕的状况中，这都不属实。新冠病毒的死亡率约为2%，它令失去至亲的家庭心碎不已，但感染新冠并非被自动“宣判死刑”。
我们与世界隔绝，沉醉在成功抗疫的美梦之中，却不知何为危机。印度尼西亚正陷入危机，每天录得五万多个确诊病例。
总体来说，悉尼每天只有不到100个新增病例，而且其中大多数人已被隔离。相比之下，悉尼面临的并不算是一场危机。我们有世界级的卫生系统为不幸入院的人提供治疗，而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却没有。
如果澳大利亚出现新冠危机，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企业备受打击，或人们无法维持生计。
卫生紧急状态变成了警察的镇压行动，出动骑警在悉尼街道上巡逻。(ABC News: Tim Swanston)
态度和反应要合理
在这个新闻24小时7天不间断播送的时代，按照全球应对小范围疫情的标准，合理的卫生措施反而被淹没在了令人窒息的夸夸其谈中——分量再重的形容词都显得苍白，每一刻的形势都必须比上个钟头严峻。
但这并非科学的表述。
法国哲学家伯纳德-亨利·莱维（Bernard-Henri Levy）在其著作《疯狂时代的病毒》（The Virus in the Age of Madness）中写道，”不仅仅是新冠疫情，恐惧的流行病已降临这个世界。
他警示“新闻频道和社交网络加剧的集体恐慌”是危险的，并认为我们被“强行驱赶”到了“别无其它却随处都是新闻的平行宇宙，我们在这种驱使下非常疯狂”。
我们选择忽视或贬低抗疫工作的成功，例如迅速研发疫苗从而及时击退新冠病毒。
我们忘了澳大利亚的表现是多么令人瞩目。依靠良好的管控、一点好运气、负责任的政府以及普通澳大利亚人的巨大承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从肆虐全球的疫情中化险为夷。
我们都意识到，澳大利亚需要在疫苗接种推广方面做得更好。同时，酒店隔离出过问题，政府也会时不时地宣布一些迟钝又不太一致的消息。
但是，我们是一个富裕而遥远的国家，幅员辽阔，人口却仅相当于中国的一座城市，不和任何国家接壤。我们应感到庆幸。
真正的危机在别处
我们从最严重的疫情中解脱，度过了没有新冠的几个月，司空见惯地把每一次小规模的爆发都视为迫在眉睫的灾难。一些声音会让你觉得除非没有人生病、住院，或但愿无人死亡，否则我们无法放松丝毫的防备。
这不是澳大利亚人的生活方式。我们每天都和风险、噩运、疾病甚至死亡共处。
对新冠疫情的关注转移了我们对其他风险的注意力。
每年空气污染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了新冠病毒的致死人数(Reuters: Thomas Peter)
《全球空气状况报告》（The Status of Global Air Report）显示，去年有600多万人死于空气污染，至少比新冠疫情的遇难者多200万人。每年约有900万人死于饥饿或与饥饿相关的疾病。
当新冠疫情结束，空气污染和饥饿却还在，贫困、战争和暴政的问题亦将持续。
澳大利亚去年的住院人次为1100万。即便我们去年经历了新冠疫情的爆发，住院人数却依然比前一年有所下降。
每年，至少1000名澳大利亚人死于交通事故。
约五万人死于癌症，约两万人死于心脏病。
去年有700人死于流感，而不幸的是，每年约3000人自杀身亡。
关键在于自由与管控的结合
您可能在想，我们该如何战胜疫情？但其实我们做到了，不仅如此，我们总体而言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何解？原因在于人民，人民构成了社会。
政府在必要时提供服务，制订秩序。但更重要的是，政府知道什么时候该放手。信任是民主社会中一种神奇的组成部分——对人民的信任。
与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乌托邦愿景不同，在民主国家，人民不是要当一张白纸，由政府在上面书写规则，主宰我们的命运。但是，新冠疫情是对全世界民主国家的一场考验。这场疫情凸显了民主在全球的倒退，以及民粹主义和独裁主义的崛起。
罗马尼亚政治学家弗拉基米尔·蒂斯马纳努（Vladimir Tismaneanu）曾经历过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șescu）的残暴统治。他警告说，我们愈发接近一个“全面控制与难免异化的时代”。
在像巴西或印度这样由民粹主义强人统治的国家，抗疫形势并不乐观。新冠暴露出美国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任时的弱点和失败，对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来说也是如此。
全球民主退却，民粹主义和独裁主义抬头的情况下发生了这场疫情。(Reuters: Leah Millis)
将自由和政府管控结合地恰到好处是战胜新冠疫情的关键。这是一场针对新冠病毒的持久战，它的变异又形成了新的挑战。
政府下令采取封城和隔离的极端措施来抗击新冠病毒，这提醒着我们蒂斯马纳努口中“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脆弱”。
民主制度是政府和人民的伙伴关系。正是这种伙伴关系将带领我们走出新冠，前提是我们不破坏这种契约的形成。
媒体或政客煽动恐惧，抛出危机或战争等字眼，却没有描述真正的危机或战争究竟如何。脱离这些，我们仍旧可以战胜疫情。
罗纳德·里根说的那句话中，只说对了一部分：有时政府是来帮助大家的。我们需要政府促进疫苗接种，提供健康保险，为损失惨重的人提供经济补助。
有时，我们甚至需要政府告诉我们什么对自己有益，甚至偶尔需要政府保护我们，免于被自己的愚蠢伤害。但我们不需要政府把人民当作傻子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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