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贾康：释放消费需求潜力，关键是要使老百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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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年只提6%，但是跟上了“以上”的表述。再往后的下一年会怎么提呢？很可能是6%左右。这样一个衔接，也体现着瞻前顾后，在直观上是方方面面感受为平滑对接。”

“我们有另外一些指标，其实是带有必须完成的性质的。比如去年我们甚至可以不提经济增长速度的规划性指标，但是去年所提出的城镇新增900万就业岗位是必保、必须完成的。”

“所谓积极财政政策，最早在1998年政策转向时提出要由原来带有收缩性质的政策安排转为扩张性质。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这种积极的术语就一直沿用至今。”

“财政政策跟货币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之处，是除了可以做总量调节的配合之外，特别可以做区别对待、所谓点调控式结构化的具体收支安排，通过结构化的政策设计和相关收支安排，对某些方面作为重点给予特定的支持，支持重点的时候兼顾一般。”

“我们今年没有必要仿效去年，把赤字率提得那么高的安排，而是往下略有回调，这也就意味着明年后年在可能的情况之下，赤字率更不会再提高。”

“我们的消费潜力如何释放？需要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理解。最简要地讲，要使老百姓的收入持续提高，这样才有源头活水，使老百姓一轮一轮地有支付能力去消费。”

“要使民营企业更好地吃下定心丸来形成他们的长期行为，这关系到就业，关系到民生，关系到我们国家巨大的消费市场潜力能不能够合乎逻辑地发挥出来。”

3月23日，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在华尔街见闻Alpha春季云端峰会上前瞻了2021年的经济和政策，作出上述表态。

以下是华尔街见闻整理的精华内容，分享给大家：

01

GDP增速目标设在6%以上，

有何深刻内涵？

今天和大家交流的题目，第一个是讨论一下今年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所给出的规划性的增长目标。政府工作报告的表述是把今年的GDP增速目标设在6%以上，这样一个表述在某种意义上多少有些出乎原来各方面的预测，由于去年我们遭遇了新冠疫情带来的严重冲击，虽然经过努力全年有2.3%的正增长，是全球主要的经济体里唯一的正增长，但2.3%的速度是几十年来的最低点，因为同期在上一年的基数上是前所未有的低量值，那么今年方方面面的预测都认为应该有恢复性增长而达到8%左右，甚至8%以上的发展速度表现。

而政府工作报告量值上直观地只提了6%，但后面紧跟的是“以上”二字。出乎大家的意料，没有提8%左右或者接近8%。但是仔细来体会指导精神的内涵，我觉得最值得大家领会的意味深长的是“以上”二字，6%以上上到多少？没有说，但是“以上”应该讲已成定局，这样一个恢复性增长，我们只在量化的概念上提6%，这就更像一个对我们年度经济增速底线要求的量值，这个底线应该说有极大的把握在它之上完成。

但言犹未尽的引导性的意图，是在有底线速度保障的同时，把注意力聚焦到提高增长质量、可持续发展所必须推进的结构优化上。在这样以高质量发展开新局的过程中，不要太计较速度。同时这一个6%，我个人体会，也和我们下一年和整个十四五展开的时期之内，以后可能被人们反复讨论的常规化的与潜在增长率水平十分靠近的量值要有一个对接。

一般人认为中国经济在引领新常态的过程中，所谓潜在经济增长率已经落到了6%左右，或者比6%还要略低一点。我们今年只提6%，但是跟上“以上”。再往后的下一年会怎么提呢？很可能是6%左右。这样一个衔接，也体现着瞻前顾后，在直观上是方方面面感受为平滑对接。更多的注意力不是去特别的关注速度高一点低一点，而是更多的把我们的努力放到提高增长质量，聚焦到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应该做出的一系列更实的工作上面。

比如总理特别强调了，我们有另外一些指标，其实是带有必须完成的性质的。比如去年我们甚至可以不提经济增长速度的规划性指标，但是去年所提出的城镇新增900万就业岗位是必保的，即必须完成的。

今年城镇新增就业岗位提到的是1100万个，也有这种“六保六稳”表述之下，必保的的硬性要求。从今年关于年度经济增长引导性的指标在两会上的表述来看，总体的引导精神还是强调更加注重发展质量，注重结构优化，而在高质量发展的大的方向上，既考虑我们要有托底的保证速度，又要特别注意，从当下到未来，短期、中期长期的衔接，是行稳致远、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保持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性。

对于这样带有龙头指标性质增长速度指标的解读，实际上也应该密切地和其他的相关政策部署，看成是一个组合的科学决策中间，突出重点、兼顾方方面面的把握上，来加深理解，对接各个部门、各个地方、各个具体工作单位的本职工作。

02

去年财政政策“三箭齐发”，

今年有所回调但“依然积极”

这样的增长看法以后，要专门讲一讲在服务于全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发展这方面，财政在今年的政策基调和相关的一些问题。我们今年财政政策总体上的基调表述，仍然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特别强调的是这种积极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这样的一个表述需要我们往前追溯，来做一些相关的考察分析。

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国官方第一次运用它，要追溯到上个世纪亚洲经济金融危机发生之后。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而在1998年我们的宏观调控里便使用了积极财政政策这样一个表述。什么叫积极的财政政策？它带有中国汉语表述里的一种含蓄特征。

有人如果咬文嚼字就说，难道还有不积极的财政政策吗？不能这样来理解它。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时的背景之下，对原来所强调的在经济软着陆过程中稳健的财政政策，要做一个转向。所谓积极财政政策，转向就要转到由原来带有收缩性质的政策安排转为扩张性质。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这种积极的术语就一直沿用至今，我们后来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发生，以及在新冠肺炎冲击之后，我们要继续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继续通过宏观的必要扩张性政策安排，来服务于全局的可持续发展。

运用这样一个概念，现在更多政策设计和政策执行中强调的要领，就是要提质增效。这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首先给人一个认知上的特点，是它是总量的一个扩张，是给经济生活中有经济下行压力的情况来一个反周期的调节，给经济下行的压力做一个对冲。

这种扩张的总量特征，联系它在质量上的要求，就不仅仅是总量问题了。积极财政政策，以适当的扩张性安排来配合货币政策做反周期调节，做必要的需求管理概念之下的总量扩张，特别要发挥的作用表现为政策的质量，它一定是要有区别对待、结构优化这方面的功能发挥。财政政策跟货币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之处，是除了可以做总量调节的配合之外，特别可以做区别对待（所谓点调控式）的结构化的具体收支安排，通过结构化的政策设计和相关收支安排，在某些方面作为重点给予特定的支持，支持重点的时候兼顾一般。这表现在通过财政的公共资源配置，影响整个资源配置全局。我们在学术上说，这是要弥补市场的缺陷和失灵。

在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作用的前提之下，还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的作用发挥，在需求管理基础上，现在越来越看重的是有效的市场加上有为、有限政府的供给管理和调控。供给侧的管理和调控，有鲜明的结构特征，是针对我们结构方面的失衡问题，要补短板，从而提高整个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可以理解财政政策的提质，关系到它功能发挥的增效。这种提质和增效是服务于整个经济社会资源配置的优化和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综合绩效的提升。

中央现在所说的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那么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理解，财政服务于全局的政策提质增效，一定是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追求的、由制度供给有效性带出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

财政政策在区别对待的部署中，会对于我们的区域结构、生产力布局结构，主要一些经济增长点相互呼应而形成的产业集群，整个全局中发展态势必要的调整等等，都发生着积极作用，它对于服务全局来说当仁不让，要在结构优化这方面起到宏观调节政策的主要机制作用。

具体的表现我们可以再看一下今年的部署。去年在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策，财政政策更加积极，叫做“三箭齐发”。

首先是提高赤字率，去年提高到3.6%以上，今年积极财政政策延续了比较高的赤字率，但是又有一个瞻前顾后的积极而又稳妥的略有回调的安排，今年的赤字率安排是3.2%左右。3.2%仍然高于过去我们已经广泛了解的国际上的参照水平——欧盟签马约时的整数关口也就是3%赤字率的预警线。我们仍然比3%要高一些，这当然是一个积极特征。

3%当然也不是一个绝对的金科玉律，但是它有预警线的作用。我们现在还需要消化疫情冲击之后不利下行因素的情况之下，可以比3%更高一些。总体来说仍然还是在财政赤字安排的安全区之内，当然我们也同时保持着对于风险的高度关注。

既然要高度关注风险，那么在可能的情况之下，我们今年没有必要仿效去年把赤字率提得那么高的安排，而是往下略有回调，这也就意味着明年后年在可能的情况之下，赤字率更不会再提高，而会相对柔和地往下调整，这样以来在全局的发展中更好地考虑到防范风险、而又积极作为的这样一种可持续的政策要领组合。

再有一个，去年安排了非常具有资金运用针对性的地方专项债扩大规模，今年延续这样的政策要领，地方专项债仍然有非常可观的规模安排，但也没有特别明显地进一步加码。

第三个方面，去年有一个非常时期非常之策的发行抗疫特别国债1万亿元，今年没有再延续它，这是合乎逻辑的。抗疫特别国债，它的特殊性就是不得已的时候应对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策。

我们在中国去年实际的抗疫过程中，从二季度开始，4月8号武汉就解封了，以后我们的复工复产相对顺利地展开。现在总体的局面，已经在我们的本土上成功控制了疫情的严重不良影响；散点出现的某些疫情，我们现在有相当大的把握加以及时应对；而在防止输入性疫情的不良影响方面，也有了很好的工作体系和比较丰富的经验，今年就没有必要再次“三箭齐发”地以特别抗疫国债再安排往下的延续了。

总体的财政收支安排，我们还应该说到在收入方面继续给市场主体的减税降负有延续性。在投资方面进一步考虑，从去年提出的“两新一重”重点投资方面加以支持，今年也有延续。“两新一重”的一个，是数字经济发展相关的基础设施——新基建；另外一个，就是新型城镇化，它实际上也对接到现在越来越为决策层所重视、必须实现的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和乡村经振兴应该理解为一个一体化的安排；“一重”是传统基础设施里面的重点项目，我们还要继续在这方面向前推进。这就是在投资方面以有效投资，更好地支持全局的发展，支持我们发展有后劲，支持整个中国的发展。

在财政直接安排和财政介入的投资领域里面，是结构优化和整个对未来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它结合为一个系统性的通盘安排，在财政的收和支这方面，我前面的相关解读其实已经反复强调了有效投资的概念。

03

释放消费需求潜力，

关键是要使老百姓的收入持续提高

那么我们接着再说第三个层次的认识。有效投资引出的效果，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正面效应，是要使我们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间的供给能力提高，而供给能力提高，落到什么样的归宿上？是满足我们社会的需求，最终消费的需求，就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得以实现这样的概念，而有效投资带出的老百姓美好生活需要得到满足这样的有效供给，落到现实生活中，是一个人们非常看重的中国怎样更好地进一步在发展中释放消费需求潜力这样一个大问题。

在政策上面，我们已经在这些年意识到中国在改革开放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过程中，越来越有可能性把全球最大人口规模经济体的消费市场潜力更好地发挥出来，更好地形成一种消费投资对应起来，供需互动中适应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经济循环。这种由动力的新旧转换而形成高质量发展特征的循环，中央现在有一个新的表述——要形成以内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其实我们改革开放以后一向是双循环的，国内国际这两个循环一起在起作用。现在所说到的新发展格局，他的新，是我们现在特别明确地表述内循环要起主体作用，这是与时俱进，更好地抗御外部为主的不确定性的一种必然选择，也是我们扩大内需方针合乎逻辑的进一步表述。内需必须扩大以后用了循环状态的表述，更是我们在战略思维上要更有目的地掌握主动权的新发展格局里所隐含的战略意图。

在这样一个双循环、内循环为主体之下，我们消费潜力如何释放？需要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理解。最简要地讲，要使老百姓的收入持续提高，这样才有源头活水，使老百姓一轮一轮地有支付能力去消费。

老百姓的收入提高，当然要靠改革在深水区攻坚克难，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具体表现在生产力的解放能不能够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还要在越来越具有支撑力的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吸纳从农村转到城镇区域的社会成员，让他们能够更快更好地在城镇就业和成为市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一视同仁的待遇。

收入提高，必须对接到就业；就业方面，又必须有各种各样的政策支持，使之能够在种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之下，对冲不利的因素，继续在每年至少提供1000-1100万以上的城镇新增就业岗位方面不断进步。以后，实际上还要把我们过去相沿成习的所谓“农民工”的概念，更好地跟城镇就业打通，把这样的就业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经济运行的支撑来处理好。

04

让民企吃下定心丸来形成长期行为

当然还有很多的政策配合。非常突出的一点，就是必须坚定不移地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民营企业已经给全中国的就业提供了80%以上的来源，而这几年新增就业中民营企业提供了90%以上的来源，也就是说必须保证社会基本稳定和人民民生基本收入来源的就业，我们做贡献的主力军就是民营企业，而民营企业已经明确地表述为是自己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那么就必须坚定不移的把领导人这样的一个定位对接到我们的政策优化中，去化解民营企业碰到的一些困扰。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也不必讳言，在过去骨子里面一直在起影响作用的，比如说融资方面对于民营企业的这种待遇，在很多的支持政策方面存在领导人所说到的玻璃门、旋转门、弹簧门等，不能够兑现，这些问题都必须得到更好解决。要使民营企业更好地吃下定心丸来形成他们的长期行为，这关系到就业，关系到民生，关系到我们国家巨大的消费市场潜力能不能够合乎逻辑地发挥出来。

05

推动社会保障与直接税改革，

促进共同富裕

当然消费潜力的发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老百姓收入提高了以后，你还必须让他们解除后顾之忧，敢花钱。要让他们解除后顾之忧，减少预防性储蓄的话，就必须优化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养老到医疗，到我们的义务教育，所有这些相关社会保障的政策也要作为一个系统工程，相互协调地让它们更好地得到优化和更有力量地改善民众生活，以消除大家的后顾之忧。只有这样消费潜力才能更好释放。

另外还有一层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整个居民收入里面，它的结构特征是什么？仍然存在比较明显的收入悬殊。中国的中产阶层虽然说已经有4亿人，在全球是最大的规模了，但是在全中国14亿人里，这还只是个零头。我们还必须通过收入分配政策的优化，控制收入差距的悬殊，调节我们收入分配结构里的不良状态，而使共同富裕更好地体现在收入分配惠及越来越多的国民，使中产阶层越来越发展壮大，低端的弱势群体得到更有效的转移支付扶助，给他们低保、抚恤，对他们一些特殊的困难要及时给予救济等等，这都关系到我们消费潜力的释放。

先富起来的人群，客观地讲，按照国际经验使直接税比重提高，对他们来说形成的影响会使他们的收入得到一定的向下调节。调节绝对不应该对他们伤筋动骨，但这是一个从全局出发，中国必须啃下来的硬骨头，就是中央说的逐渐提高直接税的比重。这涉及到个人所得税怎么样进一步改革，还有中央说了很长的时间、现在还要等待进一步部署的房地产税立法以后，立法先行带出的房地产税改革。

06

碳达峰、碳中和

是具有巨大挑战的战略任务

我们还要说说跟环境概念相关的碳中和。这次两会的报告里专门说到我们的管理部门已经在长期规划里明确提出，在2030年要达到碳达峰，就是整个经济运行里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要达到峰值。到2060年，我们要达到碳中和，碳中和是把我们其他的一些环保的手段等等合在一起，使整个社会生活中的碳排放量不再增加了，这两个目标是一先一后。

现在地方两会中也纷纷提出了面对这样远景目标的相关举措。碳中和是在近半个世纪以后的时间段最后达到的一个理想目标。首先我们先要解决碳达峰的问题，现在为止10年之内碳达峰是一个具有巨大挑战意味的战略性任务，对于我们的投资，对于我们经济生活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要全力地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的技术、工艺，要落实到产出方面。我们整个生产和生活消费的很多相关的、习以为常的过去办法，要得到改造。

我们还要运用科技创新的最新成果去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用政策手段扶持绿色低碳产业、绿色低碳行业里边创新的市场主体，让他们更好更蓬勃地发展，这又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既服务于我们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下的现代化过程，也服务于整个人类社会中我们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追求的全人类共同增进人民群众福祉的宏愿。

07

面对外部风险，

要把握好我们可以把握的确定性

最后一个问题，简单说一说2020年海外经济对于国内经济的影响。海外经济的不确定性太明显了，现在我觉得可以说到的一点令人欣慰之处，就是中国首先在本土控制了疫情冲击之后，主要的经济体美、欧、日近来表现出来的，有希望从美国开始，越过疫情的高峰期往下收敛；欧洲各个国家的情况还不太一样，像法国是来了第三轮疫情高峰，但有些国家现在已经在收敛中；日本如果处理得好，就能迎接今年的奥运会，现在也全力在收敛疫情。总体而言存在着一个不确定性中间似乎越来越清楚的确定性。

张文宏医生已经说了，在今年的下半年，早一点晚一点，或者说三四季度，全世界的基本态势有可能是在疫苗普遍应用、医疗水平得到明显提高之后，社会总体更开放更打开的一种复工复产和社会生活归于繁荣的一个新状态。

外部世界打开，对于中国来说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我们必须现在就积极考虑的，也是对于市场人士、对于企业要积极做好相关工作的。那个时候的机遇和挑战，从机遇来说肯定是和外面做生意的可能性在提高，机遇偏爱有准备的人，要做好准备。

有人愿意用黑天鹅这样一个形象的说法，来讲不可预测的突发事件。前几年我们在全球范围内领教了不断出现的黑天鹅事件，现在要在黑天鹅这个概念上，我们讲它还是不确定的意思，因此我们要有尽可能充分的准备，准备应对仍然会出现的黑天鹅事件。如果说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就用得着中央专门工作会议上的一个说法——我们的底线是准备应对意料不到的惊涛骇浪。

中国在面对主要来自外部的不确定性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立足点就是要把握好我们可以把握的确定性，坚定不移地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改革要在深水区攻坚克难，开放要有更高水平，我们总体的发展要有更高的质量。我们有这样的发展，就有更充分的能力来应对未来不好预测的黑天鹅事件出现时候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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